袈裟作為佛教僧侶的標志性服飾，是信仰的象征、修行的載體，卻絕非神性的證明。
身著袈裟者，首先是擁有七情六欲、存在人性弱點的普通人，其次才是踐行宗教教義的修行者。現實中，既有身披袈裟、心懷慈悲的修行者，也有借袈裟之名、行私利之實的爭議者，更有在世俗與修行間掙扎的普通人。
佛教中，袈裟由糞掃衣縫補而成，象征“少欲知足”；福田紋寓意行善積德；“壞色衣”代表跳出世俗執著。它是僧侶身份的標識，也是修行的助緣，穿上袈裟便意味著要遵守不殺生、不偷盜等戒律，踐行慈悲濟世的教義。
但大眾易受宗教文化“理想化傳播”和對“權威符號”的天然信任影響，將袈裟與完美神性綁定。就像釋某，作為少林寺方丈，他身著袈裟的形象與少林文化傳承者身份深度綁定，公眾既期待他是堅守傳統的修行者，又因他推動的商業化行為產生爭議。
從少林武校規模化招生、少林ip授權開發，到寺院周邊文創產業的運營，這些行為讓袈裟背後的修行者與管理者角色產生沖突，恰恰印證了袈裟無法賦予神性的現實。
褪去神性濾鏡，身著袈裟者的真實面貌是一幅復雜的“人性光譜”。在這光譜的一端，是用行動詮釋袈裟意義的修行者。四川甘孜的呷絨翁丁活佛，長期扎根藏區，自籌資金修建12所小學，讓上千名藏族兒童走進課堂；疫情期間，他帶領僧侶收集捐贈20多萬只口罩、300多噸生活物資，親自駕車送往偏遠牧區。
浙江天台山的老僧釋德清，幾十年來住在不足10平方米的茅棚，每日誦經後便背著竹簍上山采草藥，免費送給周邊村民，有人想捐錢為他修屋，他婉拒道︰“修行不是住好屋，是幫好人。”
還有雲南大理崇聖寺的年輕僧侶們，每月都會走進山區敬老院，為老人剪發、洗衣、讀經，用最樸素的方式踐行慈悲。
這些人讓袈裟成為“善”的具象化象征，不是因為袈裟賦予了他們特殊能力，而是他們的行動讓袈裟的意義得以彰顯。
而在光譜的另一端，是借袈裟謀利的偽善者，各地曝光的案例令人警醒。2023年，就破獲一起假和尚斂財案︰犯罪嫌疑人李某等人偽造僧人居士證，在全國10多個省份的寺廟掛單，以“開光消災”為名，向老年信徒售賣假佛珠、假護身符，單串佛珠售價從800元到8000元不等，短短兩年非法獲利超300萬元。
無獨有偶，某寺院住持因“強制信徒捐功德”被舉報，調查發現其利用寺院賬戶購買豪車、房產，還將寺院香火錢用于賭博，最終被宗教部門撤銷資格並移交司法機關。
更有甚者，如網紅和尚，身著袈裟在短視頻平台直播做法事，聲稱“刷10個火箭即可消災”，實則背後有團隊操控，專門欺騙迷信的網友，這些行為不僅踐踏了宗教信仰的神聖性，更讓袈裟成為偽裝貪婪的工具。
處于光譜中間地帶的，是像釋某這樣充滿爭議的復雜個體，以及更多平凡的僧侶。釋某的爭議，本質是傳統修行與現代生存的踫撞︰他推動少林寺建立文化研究院，將少林功夫申報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全球30多個國家設立少林文化中心，讓少林文化走向世界；但同時，少林景區的商業化運營、武校的高收費模式，也讓“少欲知足”的教義受到質疑。
有人支持他用現代方式活傳文化，也有人批評他背離修行本質，而這種爭議恰恰說明，他不是“神”，他需要在保護千年古剎、養活數百僧侶、傳承文化的現實壓力下做選擇，這些選擇必然有得有失，有贊有貶，就像普通人在工作與理想間掙扎一樣，他的不完美正是人性的體現。
更多平凡僧侶的日常，更能體現“袈裟之下的煙火氣”。西安寺院的年輕僧人釋小遠，出家前是一名95後大學生，因對佛教哲學感興趣選擇出家。他每日清晨4點起床誦經，上午參與寺院的佛經整理工作，下午卻會偷偷用手機看科技新聞，“我也好奇外面的世界，只是知道自己的選擇”。
杭州寺院的知客僧釋明海，負責接待香客與訪客，經常要應對各種世俗應酬︰“有人想請我給公司開光，有人想讓我幫著算生意，拒絕多了會被說不近人情，答應了又違背戒律，只能慢慢解釋。”
還有安徽九華山的老僧釋廣智，守著一座破舊的小廟，香火錢勉強夠維持日常，他卻堅持每年拿出一半積蓄資助當地貧困學生︰“廟小，但善念不能小；錢少，但能幫一個是一個。”
他們沒有神性的光環，只有真實的生活︰有對信仰的堅守，也有對世俗的好奇；有踐行善舉的決心，也有面對現實的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