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實社會的肌理中，“討公道”本應是每個公民平等享有的權利，可對于身處底層的窮人而言，這條路常常布滿荊棘。
討公道的過程，本質上是一場資源的較量，而窮人最匱乏的恰恰是資源。訴訟費用是第一道坎。即便法律規定了訴訟費減免制度，但立案時的案件受理費、申請財產保全的保證金、司法鑒定費、評估費等，對低收入群體仍是沉重負擔。
湖南婁底的一位師傅在工地摔傷腰椎，包工頭只願賠3000元了事，醫生說後續治療至少要5萬。他想去做傷殘鑒定，光鑒定費就要2800元，相當于他三個月的生活費。
為了湊錢，他讓妻子去鎮上的鞭炮廠做零工，每天站12小時貼標簽，手指被膠水浸得發腫，才勉強湊夠費用。
江西贛州的一位大媽更無奈，兒子在工廠被機器軋斷手指，老板拒絕賠償，她去法院申請法律援助，雖然免了律師費，可做工傷認定需要的勞動關系證明、工資流水等材料，找工廠要了十幾次都被拒，最後托人送禮花了600元才拿到復印件。
時間成本同樣令人卻步。重慶一位農民工為追討被拖欠的1.2萬元工資，從工地到法院跑了7趟，每次都要坐4小時長途汽車，光車票錢就花了500多。
開庭那天正趕上農忙，他雇人收割自家的水稻花了800元，等拿到判決書時，算算各項開銷，幾乎等于白忙活。
安徽阜陽的菜農更慘，為了告批發市場克扣攤位費，每天凌晨3點收菜，早上6點趕去法院，折騰了半年，最後勝訴卻發現市場早已換了承包人，執行款至今沒拿到，地里的黃瓜爛了一地沒人管。
河南周口的一位大爺種了三畝桃樹，被鄰村的羊群啃壞了半畝果苗，找放羊戶索賠時對方耍賴，他不得不騎車去鎮上法庭，來回20公里路，輪胎補了三次，開庭時正趕上桃樹疏果，雇人打理又花了400元，最後判下來的賠償款剛夠抵這些開銷。
法律體系的專業性，對缺乏教育資源的窮人構成了天然屏障。他們往往不知道自己的權利受哪些法律保護。雲南山區的苗族婦女被丈夫家暴了15年，直到去年村干部帶著法律援助手冊下鄉，她才知道可以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此前她以為“男人打老婆天經地義”，每次被打都只是躲回娘家待幾天。
貴州畢節的留守兒童在學校被高年級學生勒索錢財，奶奶發現他身上的淤青後，只懂得去學校罵了幾句，壓根不知道可以報警追究對方責任。
甘肅平涼的一位大叔家的祖墳被修路隊挖了，他蹲在田埂上哭了三天，以為只能靠“請風水先生驅邪”解決，直到駐村工作隊告訴他可以索賠精神損失，才敢去鎮政府討說法。
即便知道要維權，也難以應對復雜的程序。河南許昌的老漢在菜市場賣菜時被商戶推倒摔傷，想索賠醫藥費卻不會寫起訴狀，在法院門口蹲了三天，求著路過的大學生幫忙寫了草稿，又因為沒附病歷復印件被退回。
他拿著皺巴巴的材料蹲在台階上哭︰“我連字都認不全，咋跟人家打官司啊？”
山東聊城的大媽更委屈，兒子車禍去世後，保險公司拒賠，她揣著事故認定書去法院，卻被告知要“先去做遺產公證”，跑了五趟公證處，才弄明白需要哪些親屬簽字。
山西呂梁的一位嬸子家的玉米被偷了兩千多斤，去派出所報案時，民警讓她“找三個證人寫證明材料”，她在村里求了半天，沒人願意得罪偷東西的鄰居，最後只能不了了之。
法律援助資源又嚴重不足，甘肅定西的一個縣城里，整個司法局只有1名法律援助律師，要負責全縣30多萬人口的案子，常有農民騎著摩托車跑幾十公里來咨詢，卻被告知要排隊等兩個月。
新疆阿勒泰的牧民為了給受傷的羊群索賠，在零下20度的天氣里等了三天，才見到從地區下來的法律援助律師，凍得發紫的手里攥著用塑料袋層層包裹的證據照片。
四川涼山的彝族大叔，兒子在礦難中去世，企業只給兩萬塊“撫恤金”，他想找律師卻發現縣城里沒有律所，最近的律師在三百公里外的市里，來回車費要花掉家里半個月的口糧錢。
在社會權力網絡中，窮人往往處于最邊緣的位置，維權時容易遭遇權力與資本的合謀。基層執法中的“選擇性執法”並不罕見。廣東東莞電子廠拖欠200多名工人工資，勞動監察大隊來了兩次都只是“協調”，工人們發現廠長每天都給隊長送煙酒，最後不了了之。
山東淄博的建築工人帶著工友討薪時，工地方直接叫來派出所民警，民警指著他們的安全帽說︰“再不散就按尋釁滋事處理！”
四川綿陽的一位大姐在拆遷時發現自家房屋評估單上的面積比實際少了15平米，去找拆遷辦理論，主任拍著桌子說︰“就按單子上的算，不服你去告！”她後來才知道，這家評估公司是主任的親戚開的。
河南南陽的村民們承包的水庫被鎮政府強行轉包給外地老板，他們去上訪時，鎮干部說“這是為了鄉村振興”，帶頭的村民被村委會取消了低保資格，嚇得其他人再不敢吱聲。
社會組織支持的缺失加劇了孤立無援。江甦昆山的農民工自發組織討薪小組，卻被企業以“聚眾鬧事”為由報警，領頭的被帶進派出所訓誡了6小時，出來後工人們都不敢再出頭，最後每人只拿到欠薪的六成。
陝西咸陽的果農們想聯合起來告果汁廠壓價收購，卻因為沒人懂合同法律，連集體簽名的委托書都不會寫，最終只能看著果子爛在地里。
社會對窮人的刻板印象，無形中增加了他們的維權難度。“窮人難纏”“農民工素質低”等偏見，讓執法者、司法者容易先入為主。
武漢的環衛工在清掃馬路時被一輛奔馳車蹭倒，司機不僅不道歉，還罵她“踫瓷”。交警來處理時，看她穿著沾滿灰塵的工作服，就勸她︰“對方願意賠500塊就算了，別耽誤人家時間。”可她的膝蓋腫得站不直，光拍片就花了300元。
陝西寶雞的菜農在超市門口擺攤被保安推倒，籃子里的西紅柿摔爛一地，她哭著要賠償，圍觀的人卻說“農民就該在菜市場賣菜，跑到超市來添亂”。輿論場中的話語權失衡同樣明顯。
浙江義烏的小商販被市場管理員無端沒收攤位，他拍了視頻發在網上，卻被網友評論“肯定是他沒交保護費”“窮人就是愛找事”，氣得他三天沒出攤。
外來務工者在工廠被機器軋傷手指，企業卻說是他“違規操作”，他在網上發帖求助，反而被指責“想訛錢”，最後不得不刪除帖子。
安徽亳州的種糧大戶，因為合作社拖欠種子款去鎮上討說法，被拍成視頻發到網上，配文“農民無理取鬧”，他的女兒在學校被同學嘲笑“爸爸是瘋子”，不得不連夜找人刪除視頻。
盡管艱難，但改變正在發生。去年冬天，陝西榆林的農民工通過“智慧法院”小程序在線立案，不用再跑幾百公里到省城，手機上就能提交證據。
雲南的公益律師團隊帶著便攜式打印機下鄉，現場幫村民打印起訴狀，一年處理了200多起農民工維權案。
更讓人暖心的是那些自發的善意︰鄭州的大學生志願者每周六在法院門口設立咨詢點，幫老年人填表格；上海的外賣騎手們建了個維權群，誰遇到欠薪就集體去勞動部門反映，去年幫37個同行討回了工資。
安徽合肥的社區工作人員還專門制作了“維權路線圖”，用漫畫標注出從家到勞動仲裁委的公交路線、需要帶的材料清單，連復印店的位置都標得清清楚楚。
江西贛州的駐村法官每月帶著“移動法庭”到各村開庭，在曬谷場上擺開桌椅，村民們帶著板凳來旁听，既解決了案子，又教會了大家怎麼維權。這些微光或許微弱，卻讓更多窮人看到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