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禪是真有的點兒被李睿的話給嚇住了。
親親相隱這個制度，可真配得上自古以來這四字兒。
能配上這四個字兒的東西，都不是說著玩玩的。
這一項制度之所以能貫穿不同的王朝、不同的制度流傳這麼久，當然是有他的原因的。
因為，親親相隱這簡簡單單的四個字兒，實質上是從法律和制度層面，對于君權、父權、夫權的維護。
而對這三權的維護，本質上又是對秩序這兩個字兒的維護。
而秩序，是社會穩定的基石。
如果取消了親親相隱，任憑妻告夫、子告父、臣告君的話，等于大家遵從了幾千年的規矩，瞬間沒了。
到那個時候，社會會亂成什麼樣，誰也不敢想象。
反正，劉禪是想象不出來。
正是因為這個，他才覺得李睿實在是過于大膽。
正在他因為李睿的話而驚得不知道該怎麼辦之時，他的腦海中突然一道亮光閃過。
不對，朕被自己嚇住了。
從自己開始識字起，父皇就一直教導自己。
天下，有德者居之。
不僅父皇是這麼說的，歷朝歷代的典籍之中，也是這麼說的。
當時自己對于這一點，並沒有任何的懷疑。
因為，當年正是因為秦二世暴虐無道，項王無德，自家的高祖才得了天下。
可後來的事實卻又證明了，這句話也並不一定總是對的。
因為，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公認最有仁德的人，乃是他的父皇。
但實際得到天下的，卻是曹賊。
還有就是大漢的舉孝廉。
前一世自己並不覺得這有什麼問題，但來了這大宋之後，卻發現科舉比舉孝廉要好的多。
這兩件事情說明了什麼？
說明了沒有任何事情，是永遠正確的！
即使一開始是正確的，也可能隨著時間的變遷，而慢慢變成錯的。
既然天下有德者居之和舉孝廉，都有可能隨著時間的變遷而變成錯的，那親親相隱又為什麼不可能是錯的？
既然他有可能是錯的，朕為什麼不能改？
想到這里，他瞅了瞅岳飛和趙鼎，又往後宮的方向瞅了一眼。
相父當年僅有巴蜀方寸之地，都敢大膽的革除時弊。
朕現在武力有岳飛，文治有趙鼎，搞錢有愛妃。
除了這些之外，朕還有已經遠超大漢的土地和百姓，朕怕個屁呀！
這麼富裕的仗，朕要是再不敢打，估計相父知道了，肯定要揍我。
改，必須改！
不過，到底該怎麼改呢？
毫無頭緒啊！
不行，朕得再听听這李睿肚子里到底有多少東西。
要是他肚子里真有東西，那就按他說的來。
要是他只有想法而沒有辦法的話，朕再找岳愛卿和趙鼎好好商量。
等商量好了之後，再行動。
嗯，對，就這麼辦。
相父可是教過的，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
心里打定了主意之後，他便看向了李睿，語氣淡定的問道︰
“愛卿既然說要取消親親相隱之政，那可有想過取消了之後怎麼辦啊？”
听見劉禪這麼淡定的問話，李睿一時間有點兒呆住了。
作為提出這個建議的人，他當然清楚這四個字的份量有多重。
做為一個標準的士大夫，他對于大宋自立國以來的積弊，以及紹興十一年以來，大宋高速發展階段所產生的新問題，其實都有過深入的思考。
所以，他很清楚，要解決大宋的問題，其實只有一個辦法。
把刀往自己頭上砍。
或者說，把刀往以他為代表士大夫階層的身上砍。
他剛才所提的兩個建議，其實都是在這麼做。
但無論是將士大夫的言行規範寫入律法，還是大興官學，都是治標之法。
因為法律再規範，執行起來肯定有漏洞。
官學再興盛，士大夫階層的先發優勢是抹除不掉的。
至少幾十年內，大宋的高官，絕大部分仍然會來自于世家大族。
一個普通家庭的孩子，就算他闖過了科舉那一關，進入了官場。
但面對著完全陌生的環境，沒有人給他指導的情況下，僅僅熟悉情況可能就要三五年。
要是悟性再稍微差點兒，等他們徹底了解了官場的規則，可能大半生都已經過去了。
這其中當然會有一些天賦異稟之人，但大部分人終其一生，可能也就是個八品七品，甚至是九品官。
但一個世家大族出來的孩子呢？
人家的長輩哪怕同樣是個九品八品的官員，但人家在官場上浸淫了一輩子，對于一切規則早就諳熟于心。
人家的孩子在入仕了以後，每一步該干什麼，人家早就規劃的明明白白，只需要按步就班的去做就行。
這樣的情況下，人家的進步怎麼可能會慢呢？
正是因為知道這個，李睿才把前面的兩個辦法，稱為治標之法。
而他最後提出的建議，才是他心中的治本之法。
因為親親相隱發展到現在，早已經不再局限于君權、父權、夫權。
而是滲透到了社會的方方面面。
最簡單的一個例子，民告官！
相比于之前的朝代，大宋朝對于民告官的事兒，其實寬松到了令人震驚的程度。
因為，大宋專門設立了登聞鼓院和登聞檢院，用來處理百姓的訴狀。
而且，這些訴狀能直接遞到皇帝的手里。
相比于前朝，尤其是相比于幾百年後的某鞭子朝，這項制度簡直先進到不像是在同一個世界。
畢竟，某鞭子朝的民想要告官，無論能不能告贏，可是都要先打五十大板的。
試問，有幾個人的身板兒，能頂得住五十大板？
踫上有經驗的獄卒，一板子，就能要你的命。
但就算是這樣，大宋的民告官依然有非常多的限制。
比如，只有‘官典犯贓、襖訛劫殺、灼然抑屈’這一類嚴重的事情，才能直接到鼓院或者檢院告狀。
至于其他事情，則必須一級一級的上告。
如果越級上告，就會有專門的‘越訴法’等著你。
為什麼在民告官如此寬松的大宋，依然對民告官有這麼多的限制？
因為，官大于民乃是社會的共識。
這些限制，就是在維護這個共識。
而他的建議，則是要摧毀這個共識。
他當然明白這個事情有多麼嚴重，他還真怕官家不敢答應。
所以，他把這個建議提出來的時候，其實也有賭的成分。
甚至，他已經做好了被否決的心理準備。
可是，讓他沒想的是，官家只是猶豫了短短一瞬間，就開始淡定的詢問他有沒有具體的措施。
這說明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