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說了一大堆，甚至公開向史國強和胡大軍宣戰，毫不留情地指責他們草菅人命，是在犯罪。然而，都沒有最後這反腐兩個字所帶來的震撼力大。
有些人努力的保持著鎮定，臉帶微笑，還不時的點點頭，表示支持廠長反腐。有些人的臉色瞬間變得蒼白，整個人都被巨大的恐懼所籠罩。還有些人內心的極度不安，讓他們的雙腿開始不受控制地輕微顫抖起來。
但也有那麼一些人，他們的臉上露出了毫不掩飾的不屑。因為他們在周安東阻止牧高羽舉報的舉動中，就已經能夠看出這個沽名釣譽的狗東西，是和史國強、胡大軍一路的貨色。
因此，在他們看來，周安東所謂的反腐，其實就是打擊異己，挖掉史國強和胡大軍在廠里的根基，鏟除其勢力的手段罷了。甚至他們懷疑，這所謂的反腐，很可能是周安東與史國強、胡大軍進行利益交換的籌碼。
有這種想法的人，多數都是像牧高羽這樣郁郁不得志的人。他們有智商，但情商卻相對較低。就以牧高羽為例，作為八十年代初的大學生，誰敢說他沒有智商？
而情商高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為人處世讓人非常舒服。他們能夠琢磨透別人的心思，懂得共情，他們能夠看透局勢，在行事的時候懂得把握分寸，不會越界。
這話听起來有些功利，但在復雜的職場環境中，尤其是在官場里，如果一個人無法洞察局勢，無法揣摩他人的心思，無法堅守自己的立場，那麼他最終只能被邊緣化。
所以說，他們在看待問題時往往只憑個人喜好，因為他們的視野有限，只能看到一些表面現象，便會想當然地認為自己所看到的就是事情的真相。
而還有一些人，像孔維民和褚紅軍這樣的，他們不但智商高，情商也很高。若不是如此，他們在沒有任何背景的情況下，又怎能在毛呢廠如此復雜的環境中穩穩立足。
正是因為他們能夠透過現象看本質，所以當周安東提及反腐時，他們馬上就意識到廠長手中掌握了大量具有實質性的證據，這些證據足以將某些人置于死地，甚至連史國強和胡大軍都可能難以自保。而能夠提供這些證據的人，顯然只有一個，于是他們的目光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了劉麗娟身上。
章群他們緊緊地盯著劉麗娟，每個人的臉色都陰沉得可怕。對于周安東手中的那些舉報信，他們其實並沒有太過擔心。
畢竟，職工們舉報他們，無非就是一些道听途說、捕風捉影、毫無根據的事情，根本不可能有什麼實質性的證據。
另外，他們是黨委成員，是廠里的領導，就算周安東真的掌握了一些所謂的證據，按照規定，他也必須將這些證據提交給市里，由市里專門組織調查組來對他們進行調查，廠里本身並沒有權力去處理這樣的事情。
所以，對于周安東手中的那些所謂的舉報信，他們根本就不放在眼里。然而，劉麗娟的情況卻完全不同。她同樣也是黨組成員，也是廠里的領導，對于廠里的各種事情，她了解得可遠比普通職工要多得多。
因此，如果劉麗娟給周安東提供了證據，那這些證據必定是確鑿無疑、真實可靠的，絕對能夠給他們帶來致命的打擊。
除此之外，還有周安東本人。如果他沒有十足的把握，沒有掌握到關鍵的證據，沒有信心能夠一下子將他們錘死，置于死地，絕對不可能在全廠干部大會上公然向史國強和胡大軍宣戰，並且毫不掩飾地宣稱要進行反腐。
劉麗娟完全無視了那些仿佛要將她生吞活剝的目光，她的臉上始終掛著淡淡的微笑，目光一直落在周安東身上，眼中流露著毫不掩飾的欽佩。
周安東如此年輕便取得了如此輝煌的成就，這絕非偶然或僥幸所致，而是他自身實力的真實體現。他不僅擁有過人的才華和能力，更具備別人沒有的膽魄和睿智，這樣的人無論走到哪里，在哪個位置上都會散發出耀眼的光芒。
同時，劉麗娟不禁為自己做出的正確選擇而感到慶幸。如果與周安東這樣的人為敵，估計晚上連覺都睡不踏實，整晚都得做噩夢。反正啊，別人她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章群他們在今晚之後，肯定是睡不好吃不好了。
就在所有人都各懷心思的時候，周安東把手里的信封放到了桌子上，然後語氣越加嚴厲的說道。
“首先，我們廠領導干部最大的腐敗問題就是公款吃喝！”周安東的聲音在會議室里回蕩，他的語氣充滿了憤怒和失望。
“就在開會之前，田宏偉同志向我匯報工作時說，管明利去年一年的個人招待費用報銷竟然高達三十七萬。這個數字讓我感到震驚，我你真的無法想象，一個人怎麼能在一年內花費如此巨額的公款用于吃喝。”
周安東越說越激動，他啪啪地拍著桌子，痛心疾首地說道︰“三十七萬吶，同志們，就那麼吃沒了。我不知道管明利都招待了誰，都吃了什麼，一個月平均吃掉了兩萬多。
然而，與管明利的高額招待費用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學校教職工的工資卻沒有錢發放，校舍沒錢維修，宿舍沒錢建設，這是多麼諷刺又可笑啊。”
周安東深深地吸了一口煙，然後狠狠地把煙頭按在煙灰缸里，仿佛是在發泄心中的不滿和憤怒。然後眼神銳利地掃視著下面的眾人，雖然相隔有點遠，但每誰也不敢與周安東的視線相對，一旦感受到他的目光，紛紛移開眼神或者低下頭。
周安東長長吐出一口氣，然後稍稍停頓了一下，調整了一下自己的語氣，接著說道︰“當初我接手江州酒廠的時候，就有人向我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這個問題涉及到企業的本質和屬性，他們認為企業的主體應該是經濟屬性和市場屬性，而國企領導不應該像其他黨政干部那樣受到嚴格的限制。
因為業務的需要，是否可以可以進行公款宴請，辦公室是否可以大一點，車子是否可以好一些等等。
甚至還有人提出，企業要追求經濟效益、展現活力，那麼在管理和黨風廉政建設方面是否可以稍微放松一點。是否可以為企業黨組織的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單獨制定一個規定，並列出一個清單等等一些論調，其實就是國有企業特殊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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