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恩科是沈一貫親自主持，對這個楊守勤大加贊賞。還把楊守勤的文章拿給王鼎看，洋洋灑灑數千字結果王鼎基本沒看懂。
沈一貫心中鄙視了一下王鼎，這一點王鼎就遠遠不如萬歷皇帝。
然後沈一貫不得不給王鼎一一解釋。
狀元卷中談到了治理國家的十條建議——
1、嚴格選拔和考核各級官吏。
2、不讓恥辱的言行招搖過市。
3、廣開言路，嚴格官吏的舉薦條件。
4、培養教育官吏，抓好教育。
5、加重對貪官污吏的懲罰。
6、加強軍隊建設，嚴格軍人的遴選條件。
7、消除積冤，安定民心。
8、提倡節約，反對浪費。
9、明辨功過，獎罰分明。
10、大小官吏，都要自覺。
文章寫的文縐縐，引經據典，沒有沈一貫的解說，王鼎根本不明白說了什麼。
這次參加恩科的四百多名舉子，全部被王鼎取中了為進士。
一時間不知道多少收到消息的舉子捶胸頓足，就算是王鼎的進士也是進士啊！
進士多難得啊，每三年取中三百人，每次考試都是六七千舉子參加考試。多少舉子終其一生也考不上進士？
這次取中的進士不管成績好壞全部留在六部學習，不過王鼎給沈一貫的意見是，等著度過這段時間，六部人手充足了，這些新的進士們全部都要到地方基層歷練，以後沒有從地方逐級歷練過的官員一律不得進入閣和擔任六部主官。
而且王鼎提出了官員進修學校的概念，官員的每一次晉升，調整新的工作崗位，都需要到進修學校學習一段時間，進修學校主要是教授數學，管理學，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這樣既可以快速提高官員水平，也可以淡化萬歷皇帝在國家的影響力。
這讓沈一貫對王鼎刮目相看，真想不到王鼎會提出這樣的意見。
現在大明中央的很多官員確實缺少地方歷練，對下面的很多具體工作都不是很了解。
很多進士從來沒有過地方管理經驗，一下子擔任一地主官，很多時候不得不依靠師爺和地方胥吏才行，導致地方官府黑暗，世家大族橫行。
在古代，限于落後的通訊手段和交通條件，皇權要想深入基層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正所謂“皇權不下鄉”。
又因為官員的任職基本是回避自己家鄉，新選派到一個地區任職的官員往往因為初來乍到，不熟悉自己的業務，朝廷就會為他們選一些助手輔佐他們處理該地區的政務，這些人就被稱之為“吏”。
我們常說“官吏”，嚴格意義上並不能混為一談，官是官，吏是吏。
在元朝以前，官和吏區別不大的，胥吏升職成為高官者不在少數。
大明建國以來，官員的銓選範圍基本上局限于通過科舉步入仕途的士子，官和吏逐漸演化出了嚴格的階層區分和巨大的鴻溝。
秦漢時期官吏之間區分尚不明顯，到了隋唐時期隨著官僚制度的成熟，政府更加重視胥吏再行政管理中的作用，宋代出于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抑制地方官員的權力，無形中使得胥吏的權力擴大。
元朝時期由于政權性質的特殊性，使得元朝在胥吏方面的設置和唐宋時期的胥吏亦是差別不多，但區別在于元朝比唐宋更加的倚重胥吏，因為元代以異族入主中原，因此地方主官大多是蒙古、色目人，而這些人比前朝的官員更加缺乏治理中原地區的行政管理經驗，所以更加倚重胥吏，並且“以吏為師”，使得胥吏的地位有了極大的提高，正因為元朝統治者對胥吏這樣的重視，促使大量的胥吏被提拔為官，為官僚隊伍擴大了群體。
“胥”原來是古代國家的基層辦事人員，政府為了更好的控制平民，便在平民中選出那些比較有才干的人來加以管理，“吏”在漢代以後是專指小吏和差役。
他們其實就是一群沒有官位的官府工作人員，由于“胥”和“吏”都是替官府辦事的差役，說白了就是打雜了，到後來便直接合起來稱為“胥吏”。
到了明朝時期，明初因為國家百廢待興，官吏數量極其不夠，因此不少胥吏還可以通過自身過硬的業務水平得到主官的賞識提拔當官。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明代吏員的地位愈發的低下，再加上明朝規定胥吏不得參加科舉考試，胥吏上升的渠道被人為的斷絕了。
官吏逐漸分化，隨著基層吏員的增加以及吏員地位的逐步低下，基層雜役和胥吏合流形成了大明時期基層的利益共同體，即吏役團體。
大明的統治雖然長達兩百多年，但其內部已經是危機四伏、積弱積貧，大明社會發生的民變、械斗、秘密宗教、兵變等諸多事件都與胥吏腐敗有著很大的關系。
胥吏作為政府基層人員會產生腐敗，這就與大明的官僚體制弊端、法律缺陷以及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帶來的文化沖擊，有著很大的關系。正是這三個問題，直接或間接的導致了胥吏腐敗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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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胥吏主要是由哪些人組成呢？
明代基層的吏員組成效仿中央的六部機構，設置了吏戶禮兵刑工六房，六房吏員管理著州縣的基層民政。
除此之外還有皂隸、捕快、壯班三類吏員，所謂皂隸就是我們在電視劇中常見的在衙門堂上高喝“威武”的那些人，這群人負責執行堂上的判決命令以及充當禮儀隊，捕快不用多說，就是負責緝捕罪犯的基層民警，壯班則是負責維持地方治安的人。
此外州縣衙門還可以雇佣差役，比如馬夫、門口的保安這類的雜役也是胥吏的一種，這就是我們上文提到的吏員和雜役合流的現象。
同時明朝基層胥吏中還有著世襲的“書手”、“算手”、“主文”等等，這些人依靠會識文斷字游走于州縣衙門和鄉里之間，因為古代的識字率是很低下的，而朝廷頒布的政策文書又需要人去解讀，所以就出現了這一批以“書寫計算”為謀生計巧的人，有的人可能被衙門看中招募為吏員，有的可能干脆就沒有編制，衙門直接雇佣他們作為一種“差役”的形式存在。
可見明朝吏員地位之低下，不僅前朝晉升高官的途徑斷絕了，還淪為到和雜役為伍，吏役合流。
那麼明朝的胥吏又是如何選拔的呢？
明代選拔胥吏的手段多種多樣，但是最主要選拔方式只有三種，分別是僉充、罰充以及告納。
僉充是明代最為主流的選拔胥吏的方式，由政府出面挑選三十歲以下能夠識文斷字的農民子弟，以及一些負責養馬的馬戶，當兵的軍戶等特殊戶籍由于負責雜役也可以被選派為吏員，這便是僉充。
罰充就比較復雜了，在明朝選吏制度中並不佔據主流，但是因為這項制度貫穿明朝始終，所以也被列入選吏方式，被罰充為吏的人員成分復雜，既有官員，也有生員以及參加科舉考試的考生，這些人因為都是知識分子，文化水平相對較高，因為犯了各種各樣的錯誤，或者業績、成績考核不達標被罰充為吏。比如當年唐伯虎舞弊案之後就是被罰為小吏。
告納相當于一種買官行為，地方上的農民家境比較殷實的就會通過告納向政府繳納費用購買一個吏員身份，“凡有告納農民者，務要嚴審是否土著，其屬軍衛者亦要移文州縣查勘，取具里老官旗鄰佑保結，方準起送”，千萬不要覺得他們花大價錢買一個不入流品的吏員很虧，這些農民本身就接觸不了太高的層次，基層胥吏就是管轄他們門口一畝三分地的事情的，俗話說“縣官不如現管”，所以在本地有一個吏員身份能帶來的好處和收益是相當之多的。
吏員的身份地位也隨著衙門級別的不同而變動，中央部門的屬吏身份地位自然是遠遠超過基層吏員，這些吏員身份地位的高低對于他們以後在整個官僚系統中的升遷流轉有著極大的作用。
明初吏員作為一種雜役存在，但是由于胥吏作為特殊的管理階層，自然也和正常官員一樣存在考核升遷制度，明初大多數的胥吏通過三年的考核業績都達標就可以升遷為官，但是吏員的升遷不能像正常官員一樣從縣到省再到中央，而是統一交給吏部負責，“各衙門吏三年役滿于本衙門見缺令史、書令史內升用，再歷三年，給由赴京，如有余吏，送赴吏部，不許一概縣升于州、州升于府、府升于布政司等衙門”。
一般三年考滿之後吏員會在各個不同衙門之間相互調轉，比如七品衙門調去六品衙門相當于是升職了，還有就是地方衙門升遷到京城中央的衙門，這都相當于是飛黃騰達了。
但作為胥吏前途渺茫，大多數人只是為了以權謀私，獲得作為胥吏的灰色收入，這筆經濟利益是十分可觀的，這也就是為什麼那麼多平民百姓搶破頭去購買一個沒有前途的吏員身份。
在明代，多數胥吏都是積年累月長期盤踞某地的經年老吏，在地方上的關系盤根錯節，連主官都不敢輕易招惹，不少胥吏為了保護自己在本地的利益，每次考核都重復僉充同樣的地區，同一個部門的同一個職位，長久的霸佔這個職位來獲取不菲的灰色收入，“閻王好惹，小鬼難纏”說的就是這些胥吏。
明代胥吏也並不是百分之百不能為官，明初時期多有胥吏升為高官者，明代中後期雖說堵死了胥吏升遷的道路，不過對于考核滿三年成績優異的吏員也可以讓他們升遷為官，只不過最高也只是七品官員，並且一開始胥吏還沒有俸祿，導致不少胥吏不滿待遇，即便後來有了俸祿薪水也極其低微，但我們說過，胥吏的經濟收入可觀並不在于他的俸祿，而是他的灰色收入。
胥吏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是“常例錢”，所謂常例錢指的是吏員巧立名目所得的“孝敬”，百姓讓胥吏幫忙辦事，每做一件事，都有相應的“常例”，一般來說當上胥吏就有里甲以道賀為名送上幾兩到十幾兩不等的白銀作為“常例”，僅此一項就以及遠遠超過了胥吏一年的俸祿，也難怪無數人打破頭花錢也要買一個沒什麼大前途的胥吏。
明太祖朱元璋經歷元末吏治的貪污腐敗，因此很清楚基層盤踞的經年胥吏的危害，從源頭上對胥吏成分加以限制，一開始只準家境殷實的農民擔任基層吏員。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僅僅是富裕農家子弟已經不能滿足基層部門的需要，所以就出現了許多經由別的途徑出任吏員的人，社會風氣的轉變和官僚系統的腐敗，使得通過“告納”購買胥吏身份的人逐漸成為主流，這些人為吏只為錢財，買吏花了很多錢因此貪腐就更加的厲害，使得明朝的吏治愈加的敗壞，最終成為了明朝走向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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